長江文明館常設展覽《長江之歌 文明之旅》系統的展示了長江流域文明。在展覽中，先秦時期的長江中游地區文化無疑是吸引觀眾的一部分。這里對先秦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文化發展狀況略加論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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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長江中游地區與黃河中游地區之間的廣泛文化交流始于史前時期，這在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中都能找到確鑿的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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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于文獻記載的史實主要有“禹征三苗”，三苗是一個龐雜的族系，主要活動在長江中游，其活動的時間都在堯、舜、禹時期。三苗被中原部族視為“非常子孫”的“兇族”，因此，三苗與中原之間多次發生沖突，最終“苗師大亂，后乃遂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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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長江中游史前諸考古學文化中，只有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圍基本遍及長江中游地區，他們可能與三苗有關。但是，長江中游地區諸新石器文化類型，發展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之時突然中斷了，一支來自黃河中游的文化，通過南陽盆地，沿著隨棗走廊直插江漢地區的腹心，使長江中游的文化面貌突然發生變異，這與禹征三苗的記載正相吻合。正是以禹征三苗為契機，以長江中游與黃河中游為主體，將中國的兩大文明起源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，極大地推動了多元一體的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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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幾十年來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，長江中游地區商時期文化的發展明顯地分為前后兩大階段，而這種狀況的產生與中原商王朝的興衰有著莫大的關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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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件盤龍城綠松石獸面于2013年出土于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的一座商代古墓，距今約有3300年歷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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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商代早期，殷人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先導，四面出擊。在南面因有紅銅資源的誘惑，故循著夏人的足跡迅速南下，還在盤龍城建立軍事據點。殷人并未止步于江漢平原，而是過江渡湖，將湘北、贛北等地納人勢力范圍。殷人所到之處，都帶來先進的中原文化。因此，在長江中游地區所見到的商代早期文化遺址，無不被強烈地打下了商文化的烙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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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商代中期，與盤龍城被殷人棄用的同時，中游地區的文化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、中原商文化因素消退，各地土著文化因素得到復歸。究其原因，與商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不無關系。《史記·殷本記》記：“自仲丁以來，廢嫡而更立諸弟子。弟子或相代立，比九世亂，于是諸侯莫朝。”商王朝因內耗而導致國力嚴重削弱，從而“諸夷皆叛”。而且，反叛的“諸夷”對商王朝還構成了威脅，有學者認為，從仲丁遷都到盤庚遷殷之五遷的真正原因，就是受到東南西北各方面外來的壓力而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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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商王朝只求自保的時候，就為各地土著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。在商代后期，長江中游地區即形成了若干彼此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文化主體：在江漢地區，即以周玉梁橋文化為主體；在鄂西峽區和川東地區，以早期巴文化為主體；在湘西北地區，以皂市類型文化晚期為主體，在湘江中下游區，以費家河文化為主體；在贛江中下游地區，以吳城文化為主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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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西周時期，在長江中游地區深深地打下歷史烙印的主要有兩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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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，周人對江漢平原的慘淡經營。成王在東征之后建侯衛，在漢東和漢北便分封了一些姬姓諸侯，號稱“漢陽諸姬”。周王朝分封“漢陽諸姬”的目的，無疑是要鎮守“南土”，以保護紅銅資源。但江漢地區并不因此而得以安寧，以至于昭王南征。周昭王南征是西周早期歷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在許多文獻和銅器銘文上都有記載。如《史記·周本紀》也記周昭王到南方“巡狩”，“卒于江上”。南征荊楚的慘敗，對周王南進是一個沉重的打擊，從此，周人視漢水為畏途，再也不去問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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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熊渠開拓“江上楚蠻之地”。隨著周人視漢水為畏途，向東轉攻淮夷，并且其注意力被江淮地區所吸引之后，結果使楚國在江漢地區日益坐大，楚人在西周晚期開始轟轟烈烈地登上歷史舞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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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國從西周初期的一個“僻處荊山、土不過同”的彈丸小國，發展到西周晚期時已頗具實力。于是，在楚國歷史上居功甚偉，對銅料也是垂涎三尺的楚王熊渠抓住時機，開始了具有戰略性的軍事行動。《史記·楚世家》記：“熊渠曰：‘我蠻夷也，不與中國之號謚’。乃立其長子康為句直王，中子紅為鄂王，少子執疵為越章王，皆在江上楚蠻之地。”熊渠分三子為王，分據幾處要塞，足以確保紅銅運輸通道的安全。熊渠開拓“江上楚蠻之地”成功，楚國的發展從此獲得歷史性的轉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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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春秋時期，長江中游地區開始成為楚人的天下。楚文化的崛起與楚國的崛起是同步的。在春秋早期，楚國開始變小為大，變弱為強，稱雄于江漢之間，但楚人并不以此為滿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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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王熊通三十五年（公元前706年）揚言：“我有敝甲，欲以觀中國之政。”中國即中原，其問鼎中原的野心溢于言表。兩年之后，自立為王，是為楚武王。楚武王轉戰漢水西東，為楚人打下了江漢平原。其子楚文王（公元前689年至前667年在位）北渡漢水，東進方城，深入中原，使中原為之聳動。楚文王子楚成王（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）更出入中原，擒縱淮夷，無霸主之名而有霸主之實。當時的楚國在疆域、幾口、財富、甲兵等方面已成為并世諸國之冠。楚成王孫楚莊王（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）時，問鼎中原，飲馬黃河，成為春秋時期功業最為顯赫的一位霸主。而此時的楚文化已有完整的形態和鮮明的風姿，開始在中華大地上獨樹一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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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在戰國早、中期，即在秦將白起拔郢（公元前278年）之前的兩百多年中，楚國達到了最繁榮、最光輝的階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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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戰國早、中期，即在秦將白起拔郢（公元前278年）之前的兩百多年中，楚國達到了最繁榮、最光輝的階段。青銅器生產登峰造極的發展，促進了鐵器的改善和推廣。其他各行各業，如絲織、刺繡、髹漆和城市建設等，也欣欣向榮。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異常突出，哲學行于前，文學殿于后，這是一個從老子經莊子到屈子，東方的智慧之星一個接一個升起來的偉大時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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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個多世紀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成果表明，在先秦時期，長江流域存在著上游地區的滇文化、巴蜀文化，中游地區的楚文化，下游地區的吳越文化等幾個不同的區域文化。這幾個區域文化各具鮮明的特征，但因中游地區有著居中的區位優勢、與中原地區聯系緊密的便利條件、政權實體——楚國的強大、文化積淀的深厚等諸多因素，中游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最高，在物資文化、精神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居于領先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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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文章來源《長江文明館巡禮》，最早刊發于《湖北日報》2015年9月21日第十版，部分圖片源于網絡。